一、调查工作的缘起
关于分布于乌兰察布市灰腾梁之上的一道古代墙体遗迹，以“北魏御苑遗址”的名称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年公布为第四批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这道长墙分布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察右后旗、察右中旗等三旗县交界之处。早年，一位叫高旺的长城爱好者曾对位于灰腾梁之上的墙体进行过调查，推测其是“可能建于秦汉时代”的长城，又说“但戍堡也有可能是汉代所筑，而长城则是后来例如北魏时修筑的”[①]。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与卓资县文物管理所的考古工作者，于年调查了灰腾梁墙体的东段，认为是战国赵长城的北线部分[②]。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逸友先生在参与编撰《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的过程中，于～年期间对灰腾梁上的墙体及相关遗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踏查，结合《魏书》的相关记载，考证为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遗址[③]。北魏御苑遗址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即来自于李逸友先生的调查研究成果。
在～年开展的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乌兰察布市长城调查队将“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遗址”作为北魏长城沿线的一处相关遗存进行了调查。年7～8月，设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组在编撰《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的过程中，对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遗址作了复查。在复查的过程中，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的进一步认识，发现该遗址并非是一处所谓的御苑，而是一道大略呈“几”字形分布于灰腾梁之上的西汉长城。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组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察右中旗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按照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的相关规程，对该道长城重新作了详细调查。
二、灰腾梁的地理环境
灰腾梁是蒙古语“灰腾”和汉语“梁”组成的复合词，意为“寒冷的山梁”。属熔岩台地地貌，地表平坦辽阔，总体形状大体呈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椭圆形，东西最长约60公里，南北最宽约20公里，总面积近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米左右。具有冬长夏短、日温差和年温差较大的山地气候和高原气候特点，气候条件使其成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仅有的典型高山草甸草原。
远古时期，火山喷发和地壳运动形成密布高原的死火山口，多呈不规则的圆形，面积大小不等，直径多在～米之间，深3～10米不等。这些死火山口由风沙淤积之后积储雨水，形成众多小型的高原湖泊。历史上，这个湖泊群以“九十九泉”的名称一直被记载下来，今天仍然沿用，但具体数量远远大于99个。由于海拔较高，常年多风，目前风力发电机几乎布满整个灰腾梁。到夏天，灰腾梁也是一个凉爽的草原旅游胜地，但是过于茂密的风力发电机一定程度破坏了美丽辽阔的草原风光。
从灰腾梁往下，东部、北部过渡到山势平缓的察哈尔丘陵区，西北侧、南侧为大的沟谷。西北侧沟谷中有大黑河的支流从东北向西南而流，为今天从卓资县旗下营镇至察右中旗科布尔镇的S公路的主要穿行区域。南坡下沟谷大体呈东西走向，其西端在今卓资县复兴乡乡政府所在地附近与西北侧沟谷相交汇，东端在今卓资县巴音锡勒镇镇政府所在地附近。南坡下沟谷东端向南，转入大体呈南北向分布的白银河河谷，白银河由北向南而流，在卓资县卓资山镇北侧注入大黑河。
三、灰腾梁长城概述
灰腾梁长城主要由墙体、烽燧、障城等三类遗迹组成，具体见灰腾梁长城分布图。墙体主要分布于灰腾梁山梁之上，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将全梁包围了起来，总长46.千米，其中土墙长36.千米，石墙长9.7千米。在长城墙体沿线及周边地区，共调查烽燧49座、障城12座以及当路塞墙体1段。
在调查中，根据长城墙体的不同构筑方式，结合其保存程度，将梁上长城共划分为18个调查段，分为土墙14段、石墙4段。土墙占绝大部分，构筑方式均系外侧挖壕取土、堆筑于内侧筑成，没有明显夯层。土墙多修筑于较开阔平坦的山丘顶部，或者位于山丘间的平缓地带，调查的土墙段落包括栗家堂长城1段、三盖脑包长城、杏桃沟长城2段、杏桃沟长城3段、五道沟长城1段、七道沟长城、新教滩长城、隆胜义长城、宏盘长城、草垛山长城、大西沟长城、蓿麻湾长城、大阳卜长城、独贵坝长城。以大阳卜长城为例，属于保存相对较好者，墙体底宽顶窄，剖面呈梯形，底宽14～16米，顶宽8～13米，残高0.5～0.8米。
石墙主要修筑在起伏较大的山丘间或山丘顶部，附近湖泊较为集中，地表散布有大量的火山岩。因而，墙体采用了就地取材的构筑方式，以火山岩垒砌而成。调查的石墙段落，包括大东沟长城、栗家堂长城2段、杏桃沟长城1段、五道沟长城2段。以杏桃沟长城1段为例，属于保存相对较好者，墙体底宽顶窄，剖面呈梯形，底宽5～7米，顶宽3～4米，残高0.5～1.5米。
烽燧绝大部分修筑于墙体沿线，构筑方式可分为土筑、石筑和土石混筑三类。烽燧与墙体之间的关系，以烽燧分布于墙体内侧者居多，只有个别烽燧分布于墙体外侧。分布于墙体内侧的烽燧，与墙体之间的直线距离往往较近，多在40～米之间，最近的有10米左右，最远的有米左右。分布于墙体外侧的烽燧，与墙体之间的直线距离较远，大约在1千米左右，均建于周边地形的制高点之上，可与分布于墙体内侧的烽燧遥相呼应。相邻烽燧相互之间的距离，一般在1千米左右，最远的可达3千米，均可两两相望。
调查的12座障城，其中5座分布于墙体内侧，7座远离墙体。这些障城的形制大致相同，平面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面积多大致相同，边长以在40～50米之间者最为常见，只有个别面积稍大或稍小。障墙底宽顶窄，有石块垒砌、沙土夯筑和内部土筑、外表包石等三种构筑方式。墙体内侧修筑的障城，与墙体之间的距离远近不等，独贵坝障城与墙体之间的距离只有30米，三盖脑包障城、五道沟障城和大阳卜障城与墙体之间的距离在米左右，营盘壕障城因修筑在灰腾梁腹地，与墙体的距离较远，可达3.5千米。墙体内侧相邻障城之间的距离，大体在10千米左右。其他7座远离墙体的障城，主要修筑在交通要道的沟畔和路口之上。
此外，在灰腾梁西北侧沟谷的一条西侧支沟的出口处，调查一段当路塞长城墙体，命名为隆胜德当路塞，形成扼守沟口的形势。该段长城墙体呈南北走向，长59米，为毛石干垒而成的石墙。
灰腾梁长城调查中发现的遗物，集中于烽燧台体东侧、障城墙体之上及障城之内。烽燧台体东侧往往是驻守烽燧士兵的居所所在，由于年代久远，地表可见房址遗迹已不清晰，但散布遗物较多，多为陶片。障城采集遗物，陶片、瓦片兼有，其中后者多为覆盖墙体的板瓦。陶片陶质多为泥质灰陶、褐陶，还有少量黑陶，可辨器形有罐、盆、釜等，纹饰有粗绳纹、细绳纹、弦断绳纹、凹弦纹和附加堆纹等。瓦片可分为板瓦、筒瓦两类，外壁均多饰绳纹，其中板瓦内腹多饰菱形格纹，筒瓦内腹多饰布纹。个别遗迹之上采集有五铢钱，钱面有周郭，钱背有内、外郭，“五”字交笔为直笔，“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犹如一枚箭镞，属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始铸的郡国五铢。
由于位于高山草原之上，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小，灰腾梁长城的受破坏程度较轻，目前大部分墙体段落保存程度较差是年代久远的原因所致。但是，近些年来，灰腾梁上风力发电机的建设遍地开花，草原旅游的发展势头方兴未艾，在对长城缺乏有效保护的情形下，有的风力发电机直接树立在了长城遗迹之上，旅游道路横七竖八，有的直接建在长城墙体上，更多地是从墙体上挖一个豁口径直穿过，均对长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综此可见，灰腾梁长城的墙体主要分布于灰腾梁之上，将整个梁顶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围了起来。梁西、梁南地势陡峭，有自然防御之势，从而未修筑墙体，但也通过烽燧、障城等遗迹，将长城防御体系从梁上一直延伸了下来，西可与阴山一线的西汉长城相衔接，向东通过列燧与分布于黄旗海北岸的西汉长城相呼应。
四、灰腾梁长城非北魏御苑遗址
李逸友先生将灰腾梁上的长城墙体等遗迹认定为北魏御苑，主要是依据了《魏书·太祖纪》中有关“九十九泉”的一条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赐三年（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④]。石亭加上围墙、望台等，构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御苑[⑤]。本次调查，认为所谓的御苑围墙便是长城墙体，望台是烽燧，石亭是障城。秦汉长城的组成要素——墙体、烽燧和障城，灰腾梁上的遗存一应齐备。调查采集的陶片，如夹粗砂釜和弦断绳纹等，均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外壁饰绳纹、内腹饰菱形格纹或布纹，亦被相关研究者考证为汉代瓦片的典型装饰[⑥]。
那么，《魏书·太祖纪》记载的“造石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考辨《魏书》中这一段对道武帝拓跋珪在“武要北原”上活动的记述，连续用到了“登”、“观”、“造”、“之”等四个动词，“造”所表达的意思应与“观”、“之”近似，是“到、去、造访”的含义，而非“建造”[⑦]。“石亭”指的正是灰腾梁长城的烽燧、障城等遗迹。秦汉时期，多用“烽燧亭障”等长城的组成部分来表述长城，“亭”是分布于长城沿线一种主要供士兵瞭望、居住的建筑，亦具有烽燧的报警功能，故有“亭燧”的连称。“造石亭”所表述的，正是道武帝在灰腾梁上避暑期间游览前朝胜迹。
第二个问题，北魏王朝是否曾在灰腾梁之上修建过御苑呢？道武帝拓跋珪于天赐三年（年），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的巡幸活动，是目前见到的关于灰腾梁、九十九泉和灰腾梁西汉长城的最早历史记载。道武帝于八月丙辰（十三日）上梁，之后的活动是“九月甲戌朔，幸漠南盐池”[⑧]。“九月甲戌朔”经推算为“九月初一”，大致以此作为道武帝离开灰腾梁的时间，那么他在灰腾梁之上驻跸有半月之久。此后，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从牛川南还之时，路经九十九泉。太常元年（年），“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戊戌，车驾还宫”[⑨]。从七月九日至七月二十日，在这12天之内，明元帝主要是在牛川进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九十九泉只作短暂停留。
除上述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在灰腾梁上的活动之外，史籍再未见有其他北魏皇帝登临灰腾梁的记载。而且，明元帝只是顺路观九十九泉，只有道武帝驻跸的时间稍长。通览《魏书·太祖纪》，道武帝于年在贺兰部的支持下，于牛川复国。牛川在今察右后旗韩勿拉河流域一带，为道武帝常幸之地，建有牛都[⑩]，即今克里孟古城。在年迁都平城之前，道武帝居无定所，是一个“行国”，行都除牛都外，还有定襄之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云中之盛乐（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纽垤川（今察右中旗后大滩）、意辛山（今四子王旗乌兰哈达七层山）以及公元年在今鄂尔多斯地区建立的河南宫（今准格尔旗石子湾古城）。
迁都平城之后，道武帝仍然几乎每年夏天总要巡幸漠南及阴山地区。一方面当时北方草原上有高车、柔然等敌对部落，需要巡察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也和鲜卑人作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有关，赶着家畜追逐水草丰美的草原，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校猎活动。道武帝即位的牛川，原来主要是贺兰部的游牧地。道武帝初年，对贺兰部推行了部落离散的政策，分而治之。后于年破贺兰部，完全掌控了牛都。灰腾梁地处牛都之西南，只是道武帝、明元帝巡幸阴山或者牛都行程中的一个驻跸之所，或游览前朝长城，或观赏九十九泉，所谓的“御苑”既不见于史料记载[11]，又缺乏考古调查的支持。
正是通过《魏书·太祖纪》道武帝“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的记载，考古工作者考证出分布于灰腾梁西南大黑山之下的三道营古城为西汉定襄郡武要县县治[12]。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定襄郡下辖东部、中部、西部三个都尉，管理定襄郡的边防军事，东部都尉治武要县[13]。依据居延汉简对汉代边防体系的研究，都尉之下设有塞、部、燧三级军事建制，候官是一个塞的最高军事长官[14]。从灰腾梁长城的分布范围与规模来看，应当是西汉定襄郡东部都尉治下的一至两座塞址。既然北魏依西汉武要县称灰腾梁为“武要北原”，那么位于灰腾梁之上的塞址是不是在西汉时就叫“北原塞”呢？由于缺乏史料的明确记载，“北原塞”的名称只限于推测而已。
三道营古城位于由东向西进入大黑河谷地的一个重要控扼点之上，北侧大黑山山麓有大体呈东西走向的战国赵北长城，东侧有大体呈南北走向的蛮汉山西汉长城，后者为汉高祖11年（前年）新设立的定襄郡的东界。汉武帝元朔二年（前年），卫青北击匈奴，修缮了秦代蒙恬所筑的阳山长城，灰腾梁长城应当修筑于卫青修缮阳山长城之后的不久。西汉灰腾梁长城的修筑，将整个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原包围起来，占据了防控匈奴的东北角制高点。到东汉时期，随着武要县建制的撤销，灰腾梁长城也随之一并放弃。
五、灰腾梁相关研究辨误
近些年来，随着灰腾梁草原旅游的不断升温，考古与历史工作者考证相关史料记载，将灰腾梁上升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所在，有的的确有据可循，但有的还需严谨考证。李逸友先生除撰有《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遗址》一文外，他还在《内蒙古史迹丛考》一文中，以“九十九泉及三道营古城考述”为专节，探讨灰腾梁的历史[15]。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孟克巴雅尔以《九十九泉》作为其硕士毕业论文，其后他摘要发表了《历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又与其导师白音查干先生合作发表了《九十九泉与匈奴文化》、《从旅游开发角度看九十九泉与鲜卑文化》二文[16]。以李逸友、孟克巴雅尔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关于九十九泉的研究成果，有许多创新之点，但也不乏可商榷之处，下面予以摘要辨析。
《从旅游开发角度看九十九泉与鲜卑文化》一文探讨九十九泉与鲜卑文化的联系，基础在于李逸友先生关于北魏御苑遗址的研究，前文已予以否定。《历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认为，九十九泉曾是匈奴冒顿、老上、军臣三代大单于的单于台所在，汉武帝曾经到过这一地区，史料依据主要是《汉书·武帝纪》关于元封元年（前）汉武帝亲征匈奴的一段记载：“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上述史料记载的汉武帝北巡线路，由南向北明确途径上郡、西河郡、五原郡、朔方郡，而无定襄郡。元封元年（前）灰腾梁长城应已成型，归属定襄郡管辖，与汉武帝的北巡线路无涉。
关于辽代的九十九泉，《内蒙古史迹丛考》和《历史上的九十九泉》均考证，《辽史》共有两处提到九十九泉。一处是《辽史·地理志五》在“丰州”条下记载的九十九泉[17]，是九十九泉第一次出现于正史的地理志之中。另一处是《辽史·兴宗本纪二》记载，辽兴宗耶律宗真于重熙十三年（年）亲征西夏，与西夏发生了河曲之战，九月间以九十九泉作为战争前期集结军队的场所[18]。《辽史》中这两条和九十九泉有关的记载，都是确切的。
但《内蒙古史迹丛考》和《历史上的九十九泉》二文还认为，辽世宗耶律阮于天禄五年（）夏天驻跸的“百泉岭”亦为九十九泉[19]，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作者将百泉岭引申为九十九泉，与《资治通鉴》、《契丹国志》中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有关。《资治通鉴·后周纪一》的记载与《辽史》有所出入[20]，如将辽世宗的出发地写作“九十九泉”，将辽世宗的遇难地写作“新州之火神淀”，《契丹国志》则大体照搬了《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资治通鉴》成书虽较早，但《辽史》的编撰者没有采纳它的这一条史料，显然《辽史》有新的史源，后来的研究者也多以《辽史》的这一记载为准。从《辽史》的记载出发，如果将百泉岭比附为九十九泉，无论从辽世宗的行程还是行军路线来考察，都是难于相符的。首先，《辽史》记载的归化州祥古山位于今河北宣化附近，辽世宗如果在九月庚申朔（初一）从灰腾梁出发，初三便到达了祥古山，只在路上走了三天。从位于灰腾梁南的今卓资县卓资山镇出发，走今天的G6高速公路到宣化县县城，其距离大约在公里左右。古代皇帝的出行，走驿路的话，一般每天走30公里左右；即使行军的速度稍快，也很难平均1天走80公里的，更何况辽代从九十九泉到今宣化县所走的路线，肯定要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还远一些。其次，从九十九泉到宣化大体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与辽世宗“自将南伐”的描述也不相符。综合以上论述，可以明确《辽史》所记百泉岭大约在今河北宣化县北部百余公里的范围之内，大体处于今河北张家口市坝上草原地区，具体地域初步推断在今张北县安固里淖、桦皮岭一带。从百泉岭向东，为大马群山，正是辽朝帝、后经常的夏捺钵和秋捺钵地之一——炭山。
《历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认为，《金史·地理志》在“宣宁”条下提到“官山”[21]，即为今天的灰腾梁，不确。金代的宣宁县旧址已考证为今凉城县岱海东北部的淤泥滩古城。岱海周边北有蛮汉山山系，南有马头山山系，金代宣宁县境内的官山、弥陀山、石绿山均应位于岱海周边一带。官山的得名，应与出产碾玉砂有关，碾玉砂的开采由官府控制，从而被称作官山。至今，凉城县岱海盆地两侧山区仍有丰富的花岗岩、墨玉和石榴子石等非金属矿藏。碾玉砂即由天然刚玉和石榴子石，经捣制筛选，加工而成。
到蒙元时期，《历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认为，据《元史·太宗本纪》和《多桑蒙古史》等的记载，大蒙古国的窝阔台汗在年、年两年之中，都曾于夏天在灰腾梁避暑，坐镇指挥攻金的战争，并建有“官山窝阔台营”。
据《元史·太宗本纪》记载，窝阔台汗三年（年），“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命拖雷出师宝鸡。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杀之。复遣李国昌使宋需粮。秋八月，幸云中。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多桑蒙古史》同记此事，“是年6月，窝阔台避暑九十九泉（Yloun-oussoun），地在长城北五十程。”[22]《元史》记载窝阔台秋八月所幸“云中”在今山西大同市，为大蒙古国西京行省所在，从灰腾梁向东南经今察右前旗黄旗海向南，为自古以来通往大同的一条南北向通道。《多桑蒙古史》记载九十九泉位于“长城北五十程”，所言长城应为位于今蛮汉山南麓、黄旗海北侧一线的西汉长城，与九十九泉相距不远。由此可见，年五月至八月期间窝阔台汗避暑于九十九泉，《元史·太宗本纪》和《多桑蒙古史》同记此事，可靠性较强。
又据《元史·太宗本纪》记载，窝阔台汗于四年（年）“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历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的作者认为此官山等同于九十九泉，主要是受到了《金史·地理志》的影响。《金史·地理志》所记官山不是灰腾梁，前文已有考证；而窝阔台汗于年避暑的官山，也不应该是灰腾梁。首先，《元史·太宗本纪》在记载前后相连两年的窝阔台汗活动事迹中，不太可能把同一地点用两个地名来表述；其次，窝阔台出居庸到官山，显示官山在居庸关之外，而从今天北京居庸关到灰腾梁之间，则未免距离太远了。这个官山，应当就是指今天北京居庸关外的军都山。成吉思汗于年将经略中原汉地的全权授予木华黎，木华黎以“权皇帝”的身份“建行省于云、燕”，因而这一时期的西京、燕京是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的两个统治中心所在。年、年，窝阔台亲自指挥征金战争，其驻跸避暑地也均选择在这两个统治中心的附近。
通览《元史》，还有数处出现“官山”这一地名。《元史·列传第二·睿宗》两次提到官山，一次是年窝阔台汗于官山大会诸侯王，拖雷献攻金密计；一次是年拖雷随窝阔台汗“过中都，出北口，住夏于官山”。从这一记载来看，似乎窝阔台于年、年的两年夏天都驻跸于官山。年拖雷随窝阔台汗所至官山，位于北口外，与《元史·太宗本纪》所记“官山”相符。而年窝阔台汗大会诸侯王的官山，就是“九十九泉”。至于九十九泉如何在这里被称作官山，初步推测官山为九十九泉在年之后的后起之名，大汗驻跸之地为官家所控制，称作“官山”。《元史·太宗本纪》的史源，或来源于窝阔台汗身边的必阇赤书写的类似于中原王朝皇帝《起居注》一类的史料；而《元史·列传第二·睿宗》则为《元史》修史者新撰，完全属于明朝人的作品，如拖雷献攻金秘计这样的记述，类似于坊间野史，不可尽信。
至于《历史上的九十九泉》考证的“官山窝阔台营”，查阅《多桑蒙古史》一书，的确有“官山窝阔台营”的记载[23]，但原书所记为年事，并非年事。由《多桑蒙古史》这一记载可引申，既然窝阔台于年在官山的驻跸地称作“官山窝阔台营”，那么他于年在九十九泉的驻跸地亦可称作“九十九泉窝阔台营”。
《元史》记载元上都附近也有官山。《元史·文宗本纪》记载：“枢密院臣言：‘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万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乞如旧数调遣，以俟来年。’从之。”《元史·兵志·宿卫》记载：“大德六年二月，调蒙古侍卫等军一万人，往官山住夏。”《元史·文宗本纪》中的官山，指向元朝皇帝的夏都——元上都，而《元史·兵志·宿卫》中的官山似也在上都附近。
前文已指出，九十九泉在窝阔台汗驻跸之后被称作官山。实际上，居庸关外官山的得名当与大蒙古国设立燕京行省有关，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夏天往往选择地势高亢、水草丰美、气候凉爽之地避暑，燕京行省的蒙古贵族们每年夏天到居庸关外避暑，军都山一代山峦为官府所控制，所以称作“官山”。同理，元上都附近官山的得名亦当如此，刘秉忠选择建立上都之地，为绝佳的风水宝地，据元人王恽《中堂事记》记载:“龙岗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24]。龙岗是位于元上都北侧的一道东西向山峦，其与上都的位置关系，仿佛军都山和元大都的位置关系，龙岗也就是《元史·文宗本纪》、《元史·兵志·宿卫》记载的官山。有元一代，军都山由“燕京官山”升格为“大都官山”，元上都北侧的龙岗也由“开平龙岗”升格为“上都官山”。至于九十九泉，本应为“西京官山”，后来西京行省降格为大同路，灰腾梁一带逐渐为汪古部控制，“官山”之名遂不显。
到明代，《大明一统志》和《明史·地理志》对灰腾梁名为官山均有明确记载，其中《大明一统志》以大同府为参照点，遗留有大蒙古国“西京官山”的影子。如《大明一统志》“大同府·山川”条记载：“官山，……在府城西北五百余里，古丰州境。山上有九十九泉，流为黑河。”《明史·地理志》“山西·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条记载：“东胜卫，……西北有黑河，源出旧丰州之官山，西流入云内州界，又东经此，入于黄河。”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朝洪武三年（年），“故元宗王扎木赤、指挥把都、百户赛因不花等一十一人自官山来降，诏中书厚加燕劳。立官山等处军民千户所，以把都为正千户，赛因不花等三人为百户，赐以文绮、银椀、衣物有差，就大同给赐田宅。”扎木赤等人原驻官山，为他们设立的官山等处军民千户所分布于大同至官山一带。《明太祖实录》亦载，洪武八年（年），“故元知院不颜朵儿只等来降,赐罗绮衣服有差。不颜朵儿只者,即元国公乃儿不花也。於是诏置官山卫指挥使司,隶大同都卫,以乃儿不花为指挥同知。”第二年，乃儿不花叛逃，官山卫自动废止。乃儿不花曾提出“欲于平地驻扎”的降明要求，应指元代以来的大同路平地县[25]。元代，大体以今察右前旗黄旗海为界，以南属于平地县，以北为汪古部集宁路领地。乃儿不花管领的官山卫应继承了官山等处军民千户所的辖地，级别升格，大体位置在今黄旗海附近一带。《内蒙古史迹丛考》一文认为，今卓资县三道营古城在明代被加筑沿用为官山卫，证据尚显不足。元朝时期，燕只哥赤斤屯田城同时也是木怜站道上的一处重要站赤，陈得芝先生推测其地即在三道营古城[26]。设置于明朝洪武四年（年）、属于东胜卫管领的五个千户所之一的燕只千户所，最有可能沿用了燕只哥赤斤屯田城的名称和城邑[27]。
《内蒙古史迹丛考》和《历史上的九十九泉》二文，利用明朝正统十四年（年）“土木之变”后与明英宗“北狩”有关的史料，考证北元权臣也先俘虏明英宗北归，沿途曾在“九十九个海子”宿营，即指九十九泉。当时，也先的营帐设在九十九泉附近，明人称之为“达子营”。第二年六月，也先曾在九十九个海子“放鹰”，应该是进行猎捕天鹅一类的活动。这些关于明英宗“北狩”的史料，多为当事人书写亲历事，均是可信的。
除上述《历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的作者对灰腾梁历史作专门研究之外，还有张文生、曹永年和李岭等撰文，将灰腾梁与突厥启民可汗、隋炀帝联系了起来[28]。以上作者均认为隋炀帝大业三年（年）的紫塞巡访，到达的启民可汗牙帐即位于九十九泉。关于隋炀帝紫塞巡访的规模及目的，王光照《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一文有着很好的论述[29]，相关史料主要见于《隋书》记载[30]。张文生、曹永年所撰《隋炀帝所幸启民可汗牙帐今地考》一文认为，隋炀帝八月初六从榆林(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出发，初九到达启民可汗牙帐，路上行程共4天；顺着金河（今大黑河）从十二连城古城到灰腾梁的距离约有公里，隋炀帝的队伍平均1天走40公里左右，4天正好到达九十九泉。
对于张文生、曹永年文，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首先，隋炀帝的巡访，有带甲之士50余万、马10余万匹，他本人乘坐着庞大机巧的观风行殿，巡行队伍还携带驻跸所用的规模恢弘的行城。这样庞大的队伍，行动速度必然迟缓，从榆林东渡黄河就需要1天，在3天之内根本不可能到达灰腾梁，最多走四五十公里的样子。何况，隋炀帝是摆威风、显排场的，不是急行军。其次，从今土默特平原往东进入乌兰察布丘陵之后，多山岭沟壑，是不适宜隋炀帝这样大规模的巡幸队伍行进的，到了灰腾梁之后能否容得下这么多兵士，也是个问题。第三，在从榆林出发之前，据《隋书·炀帝纪》记载，隋炀帝曾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这道长城从榆林沿着南流黄河西岸向南，至紫河（今浑河）入黄河口处，再向东转至紫河南岸，实际上隋炀帝修筑的是一道以黄河、紫河为自然河险防御的长城，有人称之为“紫塞长城”。紫塞长城的黄河内侧为榆林郡，紫河内侧为定襄郡（郡治大利县亦当位于紫河以南，约在今山西右玉县右卫镇苍头河东岸右卫城），防御的对象为虽已羁縻于隋朝、但仍摇摆不定的突厥启民可汗部众。此时，紫河作为界河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从隋代直至唐代早期，中原王朝时常以紫河与突厥为界。担任长城修筑总监的阎毗，征发民夫百余万，用十来天时间筑就，可谓是兴师动众的急役，结果“死者十五六”，即一半还多。隋炀帝之所以急于修筑这道长城，是专为赴启民可汗牙帐做准备的，炀帝对突厥有着戒备心理，唯恐一旦情况有变，可以迅速退到长城之内。从紫塞长城的修筑方位来看，北面正对的是当时称作“白道川”的今土默特平原，也是隋炀帝北巡的终点站。第四，隋炀帝北巡南返时，启民可汗曾“扈从入塞，至定襄，诏令归藩。”《隋书·突厥传》的这条记载表明，启民可汗曾扈从隋炀帝南返，过紫塞，进入了隋朝的定襄郡辖区后，启民可汗才返回驻牧地。隋炀帝继续前行，从定襄郡至马邑郡（郡治善阳，今山西朔州），南过楼烦关，经太原，回到了洛阳。
综此，隋炀帝到达的启民可汗牙帐应该在今土默特平原的大黑河畔。隋开皇二十年（年），隋文帝曾为启民可汗修筑金河、定襄二城居住，均位于今土默特平原。初步推断，金河城可能是加筑沿用了西汉云中郡阳寿县故城（今托克托县中滩乡蒲滩拐古城），定襄城可能是加筑沿用了战国秦汉时期的云中故城（今托克托县古城镇古城村古城）。古城村古城北临大黑河，西南距十二连城古城的直线距离近40公里，或即隋炀帝到达的启民可汗牙帐所在。
结论
清代以后，内蒙古河套地区汉族移民大量涌入，从事农耕开发，阴山山脉以南的草原大部分被开辟为农田。随着近现代以来城镇的大规模兴起，草原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休闲度假之地。在这种情形之下，几乎保持了原始草原风光的灰腾梁成为城市人向往的乐园，甚至冠以“天堂草原”的美誉。在古代，河套地区没有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之时，灰腾梁草原和周边草原的环境差异并不是很大，于是造成了一种古今所见环境的不对称现象，从而使得灰腾梁在现代人心目中的价值陡升。今天的一些考古与历史学者尽量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强加于灰腾梁之上，与此不无关系。
如今，灰腾梁之上的湖泊常年处于干涸状态，在个别雨量极大的的年份才会有少量储水。当然，灰腾梁湖泊的干涸与现代人对周边环境的无节制破坏有关，但在古代这些湖泊也不可能是湖水满溢。在长城调查中，位于灰腾梁长城东北部的五道沟长城2段的一段墙体，从一个湖泊的中部穿过；在西汉时期，这个湖泊即使有积水，也是仅限于湖底的，否则不会在湖泊中修筑长城，这也是古代人何以称其为“泉”的缘由所在。虽然称“泉”，但这些湖泊的水源完全依赖于自然降水，并没有地下水源补充。这种雨水积水，对于游牧人饲养的马、牛、羊三种最常见的家畜来说，最符合牛的饮水口味，羊一般是不喝的，马更是不屑一顾。由此可见，古代的灰腾梁草原也并非是湖光潋滟，更不适合于大规模囤聚兵马。
对于灰腾梁历史的研究，必须科学地辨析史料记载，结合考古调查成果，予以客观认识。综此，可以将灰腾梁上曾经发生的、有史可循的历史大事和本次长城调查的重要考古发现，概括为以下四个要点：西汉武要北原长城要塞、北魏皇帝巡幸阴山驻跸之所、辽朝兴宗河曲之战集结大军之地、大蒙古国窝阔台汗征金九十九泉行营。
关于灰腾梁和九十九泉历史上名称的演变，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时间段：关于灰腾梁和九十九泉的最早史料记载，见于《魏书》，灰腾梁被称作武要北原，其上众多的湖泊被称作九十九泉，西汉长城墙体沿线的烽燧亭障被称作石亭；此后，九十九泉之名一直沿用了下来，在《辽史》、《元史》中均有记载，泛指灰腾梁及其上众多的湖泊；由于年大蒙古国窝阔台汗的驻跸，并大会诸侯王，商议攻金作战计划，灰腾梁开始被称作“官山”；到明代，灰腾梁的官山之名得到官方正史的正式确认，九十九泉按照蒙古人的习惯称作九十九个海子；清代《大清一统志》“正红旗察哈尔”条称九十九泉为九十九泉泊，并记“在旗西北五十里，蒙古伊伦伊孙泊”[31]，“伊伦伊孙”为蒙古语九十九的音译；今天，仍保留了九十九泉的名称，灰腾梁则是蒙古语和汉语组成的复合词，意为“寒冷的山梁”。当然，为了使灰腾梁的名字更显文雅，现在流行使用蒙古语“寒冷的山梁”的音译“辉腾锡勒”，地方政府以“辉腾锡勒草原”为品牌打造旅游观光胜地。
张文平，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朔方论丛》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年）
[①]高旺：《内蒙古长城史话》，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②]李兴盛、郝利平：《乌盟卓资县战国赵长城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年第2期。
[③]李逸友：《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年第1期。
[④]魏收：《魏书·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年。另，本文所引用二十四史资料，均出自中华书局点校本，不再明注；《资治通鉴》的引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缩印本。
[⑤]李逸友：《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年第1期。
[⑥]段清波：《陕西战国秦长城调查与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年第3期。
[⑦]《说文解字》释“造”：“造，就也。”“造”亦有制造、制作等含义，但《魏书》中关于“建造”意思的表述，多用“起”、“筑”、“建”等名词，而不见用“造”者。《魏书·太祖纪》中，道武帝拓跋珪在天赐三年（年）“二月乙亥，幸代园山，建五石亭。”这里的“建”，即建造之意；这里的“石亭”，应当是指供皇帝休憩的凉亭一类建筑。
[⑧]魏收：《魏书·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年。
[⑨]魏收：《魏书·太宗纪》，北京：中华书局，年。
[⑩]《魏书·外戚列传·贺讷》：“（慕容）垂遣子麟讨之，败染干于牛都，破讷于赤城。”
[11]据《魏书·太祖纪》，道武帝迁都平城的次年，曾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以西一带建立鹿苑，“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天兴六年（年），又建造了犲山离宫。如果以九十九泉作为御苑，是不可能没有明确记载的。
[12]李兴盛：《内蒙古卓资县三道营古城调查》，《考古》年第5期。
[13]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北京：中华书局，2年。
[14]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考古学报》4年第1期。如，张掖郡居延都尉府之下有甲渠塞，甲渠塞的最高军事长官为甲渠候官。据实地调查，甲渠塞管辖的长城长达50公里。
[15]李逸友：《内蒙古史迹从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
[16]孟克巴雅尔：《九十九泉》，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学位论文，年；孟克巴雅尔：《历史上的九十九泉》，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十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年；白音查干、孟克巴雅尔；《九十九泉与匈奴文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年第S1期；白音查干、孟克巴雅尔：《从旅游开发角度看九十九泉与鲜卑文化》，《内蒙古科技与经济》年第8期。
[17]《辽史·地理志五》西京道：“丰州，……太祖神册五年攻下，更名应天军，复为州。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碛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
[18]《辽史·兴宗本纪二》重熙十三年九月：“壬申，会大军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先锋兵西征。”
[19]《辽史·世宗本纪五》天禄五年:“是夏，清暑百泉岭。九月庚申朔，自将南伐。壬戌，次归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让国皇帝于行宫。群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弑，年三十四。”
[20]《资治通鉴·后周纪一》“太祖广顺元年（年）九月”条：“九月，北汉主遣招讨使李存环将兵自团柏入寇。契丹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强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作乱，弑契丹主而立述轧。”
[21]《金史·地理志上》西京路大同府：“宣宁，辽德州昭圣军宣德县，大定八年更名。有官山、弥陀山、石绿山，产碾玉砂。”
[22][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4年,第页。
[23][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页。
[24]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3年，第1页。
[25]参见周松：《明初察罕淖尔卫置废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年第2辑。
[26]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5年。
[27]参见周松：《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史学月刊》年第5期
[28]张文生、曹永年：《隋炀帝所幸启民可汗牙帐今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年第3期；李岭：《隋炀帝巡幸灰腾梁的原因与规模》，《集宁师专学报》年第2期。
[29]王光照：《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安徽大学学报》0年第1期。
[30]《隋书·炀帝纪》大业三年：“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乙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隋书·突厥传》：“帝亲巡云内，泝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
[31]《大清一统志》关于九十九泉的记载，转引自李逸友《内蒙古史迹丛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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