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在社会和文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生死存亡、构建社会秩序、传承和发展文明三大基本问题。长城从产生到发展，绝大部分时间都与上述三大基本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这一点中国长城最具代表性。
生死存亡是任何民族都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长城防御体系的修建和使用，使农耕民族在一个有相对安全保障的空间里从事农业生产，少受外界的侵扰。同时也因较大程度地规避战争，而有利于游牧民族在和平状态下的生存和发展。
种植农业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在从渔猎、采集向农业定居生活的过渡中形成并发展各自的文明。在古代中国，农业始终是立国之本，对中原政权来说，保护农耕就是保护国家的命脉。这就是农耕地区政权，数千年间不断修建长城的原因。
古代中国传统农业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北方的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南方的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自古就是重要的农业区。华北平原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农耕与游牧政治势力争夺激烈的地区，从辽金开始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关中平原农业生产十分发达，从西周到唐代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更是中国古代农耕政权要保护的核心地区。
中原统治者修建长城的直接目的，就是保障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两个农业区。这两个地区稳定，便可以间接保障和影响南方的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处于长城区域的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一旦危机或失守，南方势必将成为双方争夺新的焦点。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Stavros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谈到游牧政权的发展时，也间接评价长城对中国农耕地区的保护作用。他认为有效的中国长城防御使得游牧政权只能向西发展。他说：“攻不破中国长城，或者遇上障碍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往往使游牧民转而西进。接二连三的入侵犹如不断向西的一连串冲击波，最终使游牧民涌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
构建社会秩序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基本问题。长城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合作发展、寻求双赢或多赢的平衡空间。长城内外的各利益共同体，常常为自身发展的需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互相排斥、对抗在长城区域。如何调整这种冲突，使各利益主体在适宜其生产和生活的环境中，既保持着相互联系又能够相互制约，始终是长城内外政治势力要面对的问题。
通过修建长城，使农耕和游牧隔离开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再通过建立长城关口进行农牧贸易的各种制度，构建起长城内外有利于发展的秩序，可以有效地调整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减少双方发生战争的次数。
长城区域以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生存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单方面原因所造成。战国时期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修筑北部长城，秦汉时期修筑防御匈奴的长城，都是农耕政权的力量强大之后，农耕政权向北扩展的结果。
明代的长城与秦汉长城不一样，因为明朝所面对的蒙古已经不仅是游牧政权，而是曾经统治过全国的中央政权。明前期修建长城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事打击，防止蒙古政权卷土重来，对政权构成威胁。中后期修建长城的主要任务是军事防御蒙古的侵扰。朝廷与蒙古签订“隆庆和议”之后，长城保障从宣府、大同到甘肃沿线多处开辟榷场同蒙古族进行贸易。辽东和蓟镇长城，则是防御后金政权进攻的军事设施。
长城沿线的战争与和平形势，随着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的消长变化而变化。长城作为规范和协调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平台，能否发挥其应有的秩序构建作用，也与长城内外政权的政策及力量的变化有关。
从理论上讲长城内的王朝政权，并不乐见长城外的游牧政权发展壮大起来。毫无疑问，长城外强大的游牧政权的崛起，将加大农耕政权对长城地区控制的难度。农耕王朝在力量强大时，也利用长城封锁游牧地区。这样的做法客观上违背长城内外交流的规律，破坏了长城内外正常的交流秩序，所以结果常常是加剧双方的军事冲突。
传承和发展文明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三大基本问题。长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华文明按照自身的轨迹延续、发展。长城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间的碰撞与交流，既是各民族之间交融的过程，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长城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翁独健曾在《论中国民族史》中指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越来越接近，从而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这乃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中国长城史稿二）
中国文物报年1月29日第3版
董耀会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长城志》总主编，著名长城专家。著有《明长城考实》等长城专著十余种。
